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谁倒了奶农的牛奶大同

2019-10-09

近期,河北石家庄、浙江乐清、江苏南京等地陆续出现奶农“倒牛奶”现象。难道我们的牛奶真的多得喝不完了吗?

事实并非如此。据统计,今年中国人均饮奶量才有望达到8公斤,与世界上人均占有100公斤牛奶的水平相比,差距还很大。如此大的差距,说明我们的牛奶生产并没有过剩,牛奶还是不够喝。

不够喝还要倒掉,这真是咄咄怪事。那么,问题出在哪儿呢?

有人把导致问题的祸首归结为“阜阳劣质奶粉事件”,说是“城门失火,殃及池鱼”。诚然,“阜阳劣质奶粉事件”确实是我国奶业发展的一个分水岭,是导致一些地方出现“倒牛奶事件”直接原因,但并不是根本原因。“阜阳劣质奶粉事件”充其量只是“倒牛奶”事件的“导火索”。奶农们把原因归结为政府的错,理由是:“政府鼓励我们养牛,当市场出现问题时,政府为什么不来保护我们的利益?”

奶农们的埋怨不无道理。当政府看到奶业极有前途时,向奶农提倡了“公司+农户”农业产业化模式。这里,政府起到了桥梁式的引导作用。但我们的奶农却是这个产业化模式中最薄弱的一环。他们小而散,信息相对闭塞,对市场风波的反应往往被动。亚当·斯密形象地将市场称之为“看不见的手”,当这只“看不见的手”展示威力的时候,如果出现不对等的利益结盟,首先被这只“看不见的手”击倒的肯定是弱势主体。奶农和公司相比,其弱势显而易见。

“公司+农户”看起来是一种合作组织,实际上双方只是一种简单的买卖关系,并未形成真正的利益共同体。真正的产业化不应等同于“公司+农户”这样简单的加法关系,它应该是一种经济利益的生死链接。奶农天然的小而散特点,使他们根本无法成为奶业市场角力的主体。说白了,在“公司+农户”模式中,农户不过是公司“编外”的“打工仔”而已。

“打工仔”的地位是永远不可能和老板相媲美的,一旦出现“阜阳奶粉事件”之类的外界不确定因素而造成牛奶业低迷时,此时,公司业绩受损且自身难保,是顾及不了奶农这些散户的。这个时候,谁该出面协调、保护奶农的利益?政府当之无愧这一角色。事实上,政府本应在奶农和公司之间,地方与地方之间充当桥梁作用,协调奶农、公司及地方利益,从而达到双赢或多赢。但政府关键时候干什么去了?我们只能看那新鲜的牛奶无公司收购,任奶农倒掉。

“倒牛奶”事件,追根溯源,是政府不作为所致。

或许有人认为,奶源的严重失衡也是导致局部出现“倒奶”现象的原因。但仔细追究,奶源失衡也与政府没有有效调控资源有关。在石家庄、乐清等地出现了大量倾倒牛奶的现象,而广东省却正在为奶源不足发愁。鲜奶消费大省广东,一直以来都存在原奶匮乏局面。去年全年,广东地区的原奶自给率只达到30%。当内地一些奶源基地每吨原奶收购价已跌至500元的超低价位时,广东最高级别的原奶收购价仍持续高达每吨3500元。两者相差整整7倍。一边是销售无门,另一边是高价购买。试问,政府的宏观调控哪里去了?显然,政府过多地干预本应由市场调节的产业发展,从最终的效果来看,是适得其反的。

“倒牛奶事件”中,市场“无形之手”残酷凸显的是政府在“危机”出现时“有形之手”的缺位和调控失灵,最直接的结果是奶农受害最深。但奶农又有什么办法呢?无计可施,也只能听天由命了。这不能不说是那些大力发展奶产业地方的悲哀。

倾倒牛奶并不可怕,重要的是政府应该在这个事件中反思该扮演的角色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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